邵奇惠：君子之风，山河之间

撰文 | 贾 可

编辑 | 张 南

设计 | 甄尤美

邵老还是走了，我却还没有去看他。

2026年9月17日19时32分，邵奇惠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2岁。

这个年纪，已是高寿，我们可以这样来宽慰生者，但想到他，我仍然觉得，有些话还可以再听他说，有些事情还可以再向他请教。

他曾经跟我说过自己的病，其他得了类似疾病的老同志，有些早已不在了，自己却一直没有什么问题。他有自己的判断：不能完全相信指标，也要相信身体的感受。至今想来，留在我记忆里的，是他对自身生命的那份笃定。

这也让我总以为还有大把时间，可以去看他。没有料到，竟成永别。

重新翻开十一年前的采访，我才更加明白，这种笃定有着怎样漫长的来路。一个曾被时代骤然改变命运的人，用大半生的劳动，一点一滴建立起了对自己的信任。

他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。他也习惯于亲自把事情弄明白。

2015年6月26日和7月7日，我带同事去采访邵奇惠，整理他的口述历史。他当时81岁，对于我们把他列入“汽车老人”的安排，颇有些认真地推让。

他说，称他为“机械老人”比较合适。他没有长期在汽车厂工作，所以不把自己放进那些毕生献身汽车事业的人中间，觉得难为情。

一个做过省长、机械工业部副部长、国家机械工业局局长的人，在这样的称呼上如此较真，很能说明他的性格。他清楚职务的分量，也清楚一门手艺、一种专业、一段具体劳动的分量。他愿意把自己放回真正做过的事情里面。

因此，那篇口述历史的标题就叫《机械老人》。

今天再读，这四个字，仍然比一长串头衔更接近他。

他年轻时曾经有过一段顺遂的人生。学生会主席、青年代表、留苏预备生，十七八岁就受到重视。因为组织需要，他放弃了留学机会，留下做青年工作。

1958年，命运突然翻转。他被判刑，后来又长期戴着“反革命”的帽子，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。

我们很容易把这段经历写成一位老人传奇人生的铺垫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后来的结局：他成了厂长、市委书记、省长，后来又到北京工作。

但在那些年里，他并不知道。

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平反，不知道大学还能不能读，不知道技术做得再好，会不会得到公平评价。他只能在当时的处境中决定，第二天怎样生活。

他让家里送来大学机械系的课本。在工厂，他跟着技术高超的师傅学车工。到哈尔滨林业机械厂后，他一边工作，一边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夜大学读了五年书。

这些经历值得记住，首先因为它们是一段真实而艰难的生活。苦难消耗了他的时间，限制了他的选择。他能够从中保存下来，并且继续生长的东西，属于他自己的意志，也属于那些愿意教他、帮助他、信任他的人。

口述里有一个细节，我一直觉得重要。

他最初只是旁听生，按规定不能交作业。一位老师发现他做题认真，主动要来看，后来又帮助他争取正式学员的资格。

工业史里，人们习惯记住大项目、大工厂和大人物。但一个教师愿意批改一份本来不必批改的作业，同样可能改变一个技术人才的命运。人才的成长，需要具体的人给予具体的机会。

后来，人们称赞邵奇惠懂技术。这份“懂”，就是这样得来的。

在林机厂仿制太脱拉汽车时，他钻研过一种变传动比转向蜗杆。起初加工出来的产品，精度和稳定性不够，他便继续研究，设计专用机床，在生产间隙画图，组织工人把图纸变成零件。

第一次试车安排在深夜。失败了，发现方向弄反，再改，再调，经过反复试验，终于做出合格产品。

几十年以后，他向我们讲述这件事，仍然记得原理、工序、困难和解决办法。那些技术细节在他的叙述中占据很大篇幅，足以让人看出，他对此有多么在意。

中国汽车工业的基础，曾经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做出来的。图纸上有一个零件，不等于车间里能把它制造出来；做出一个样品，也不等于能够稳定生产。中间隔着材料、工艺、设备、经验，隔着许多个失败后还要继续干下去的夜晚。

邵老亲自走过这段距离。

所以，当他后来反复强调零部件的重要性，强调中国汽车零部件问题根本上是国家战略问题时，我能理解这句话背后的重量。

他知道，一辆车最容易被看见的是外形、品牌和销量，支撑它的能力却分散在庞大的工业体系之中。有些能力多年见不到显赫的成果，一旦缺失，整个产业都会感到疼痛。

2016年8月16日，铃轩奖在北京启动。邵老欣然接受我的邀请，出任评审委员会名誉主席。他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，也愿意支持我们把它做好。他说：“为了这个神圣的主题，我愿意为其摇旗呐喊，干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。”

他说，零部件决定汽车的性能、品质、成本和竞争能力，振兴汽车工业、调整产业结构、实现汽车强国的梦想，应该从零部件开始。他愿意为这件事鼓与呼，也愿意认真讨论，这个奖究竟应该怎样评，不随波逐流。

当天上午的预备会上，他还提醒我们，评奖不一定要求方方面面都很全面，先进往往可能只有一个方面。他希望铃轩奖挖掘先进、表扬先进、宣传先进、推动先进发展，一步一个脚印，逐渐完善。

一家企业可能还不够大，一个团队可能还不出名，但它在某个环节取得的进步，已经有了价值。能不能看见这种价值，关系到评奖的眼光，也关系到新生力量能不能得到机会。

十年过去，他的名字已经成为铃轩奖历史的一部分。他所说的“战略、基础工作”和“不随波逐流”，仍然是我们需要守住的要求。

我和邵老的认识，是先从文章开始的。他读了我的文章，认识了《汽车商业评论》，后来见面，一见如故。他说，相信我和团队自赋使命所做的事情会，会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有所帮助。

今天写下这些，我才更深地感到，一位前辈的支持，可以在很多年里成为我们继续做事的底气。

汪大总曾评价邵老是“一个真君子，一个不可多得的当代君子”。我是这样理解邵老身上的君子之风：有信念，也保有自己的判断；懂技术，也尊重自己尚未弄懂的事情；受过委屈，仍然愿意认真做事、帮助别人。走过那么多不同的位置，他始终珍惜知识、劳动和真实。

邵老谈到1979年平反时的一件事，尤其让我难忘。

按照程序，他需要写一份恢复党籍的申请。他却不肯为了办完手续，写下承认自己过去犯过错误的话。他对工厂党委书记说：“但我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候说假话，这是不行的。”

此时距离他被判刑，已经过去二十一年。

他始终保有对党和国家的信念，同时也有自己不能放弃的是非判断。经历了这么多年，他仍然不愿意用一句违心的话换取手续上的便利。

平反后，他可以回杭州工作，他选择留在林机厂。他说，领导和职工待自己都不错，不能有机会离开了，就忘记工厂。

邵老记得自己受过的委屈，也记得别人给过的帮助。境遇变了，做人的一些基本尺度没有变。

他曾经连续几年利用业余时间写作《数控机床》。书出版后，得到两千元稿费。他把其中大部分用于评审，以及答谢编辑、描图和翻译人员，最后留给家用的只有一两百元。这些帮助，他一笔一笔记得清楚。

他也知道，职务并不能代替专业。在口述中，他回忆组织农用车向国家领导人展示时，提出由熟悉产品的董长征来介绍。他说，哪台车多大马力、什么结构，自己未必说得清楚，应该让真正了解的人讲。

这件事不大，却能看出他对知识的尊重。

到了管理岗位，他愿意为自己认准的事情承担责任。担任黑龙江省省长时，他推动汽车工业“一号工程”，协调资金、土地和项目，希望利用当地工业基础发展汽车。

但多年后回顾这段经历，他也承认，有些合作没有成功，有些事情受到体制和部门关系的制约，对于怎样更好地规划，“我们也没完全想透”。

我看重这样的坦率。一位曾经的主管领导，能够在回忆中保留当年的局限，让后来的人知道，事情并非从一开始就看得清楚，也并非有决心就一定能够办成。

调到机械工业部后，面对农用车该不该继续生产的争论，他主张先看市场，再做调查。农民需要什么，现有产品为什么受到欢迎，要到实际生活中去了解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关心技术规范，忧虑这个行业怎样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。

20世纪90年代末，他又积极主张推动轿车进入家庭。他亲口向我回忆，这个意见在向中央领导汇报时，受到过严厉的批评。当时一个重要的顾虑是，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尚未解决，怎么就考虑起车子来了。

今天习以为常的生活，当年也曾是一个需要争取的可能。邵老看到了普通家庭改善出行的需要，也相信这种需要能够推动工业发展。在当时提出这样的主张，并不容易。

从农用车到家庭轿车，他愿意给普通人的实际需要留下空间，也愿意推动管理方式作出相应改变。后来，他公开主张放宽不合理的投资和项目审批限制，给民营汽车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。

邵老的君子之风，还在于他愿意说明自己知道什么、不知道什么，对专业和人才，他有自己的判断。

他提醒我们，汽车行业不要有圈子。不能只有某些学校毕业、学汽车的人，才有资格关心汽车、管理汽车。他自己的一生已经说明，一个人的能力，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处境中形成。身份有时会遮蔽一个人的价值，真正做事的人尤其应该懂得这一点。

对他自己，他又保有一份警觉。退下来以后，他说对新情况了解有限，不能拿老的情况、老的观点去看新的问题。对于别人称赞他的产业研究，他也愿意指出其中不够系统、不够深入的地方。

但他仍然关心这个行业。一些问题在他看来已经不能再熟视无睹，受邀讲话时，他还是要说。

2007年，《汽车商业评论》刊发邵老写的《中国汽车早衰症》。在行业向上发展的时期，他已经警惕部分企业出现的早衰征兆，尤其忧虑它们缺乏直面失败的意识和准备。

我的理解是，他看见了一种危险：企业规模还在增长，学习和自省的能力却可能开始衰退。成绩越来越多，听得进去的话越来越少；目标越来越宏大，对于困难的估计却越来越轻。

这种衰退，最初往往并不体现在销量上。顺利的市场环境甚至会把它遮蔽起来，直到环境发生变化，企业才发现，过去的成功，未必使企业具备应对新困难的能力。

2018年，《汽车商业评论》又刊发他的《汽车产业最重要的事情》。邵老继续提醒这个行业，年产销多少万辆，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。

两篇文章之间隔了十一年。他的追问始终指向同一个地方：快速增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成了能够长久依靠的产业能力？

他看重数字背后的积累。一个国家的汽车产业，必须能够不断产生技术、培养人才、改善工艺，并且在遭遇困难时继续解决问题。销量可以记录某一年的成绩，这种能力才能支撑更长的未来。

今天悼念他，我尤其不愿意只把这些话当作一位老领导的远见，在赞叹之后就翻过去。这些问题，我们仍然需要回答。

当我们讨论竞争优势时，应当继续问，优势能不能经受时间检验；当我们讨论成本时，应当继续问，研发、质量和人才培养有没有得到应有的投入；当我们讨论一家整车企业的成功时，也应当看看，为它提供技术和产品的供应商，有没有获得继续成长的条件。

这些是我们这一代汽车人必须面对的问题。邵老当年的提醒，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检验工作的尺子。

然而，这位“机械老人”还有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心事。他喜欢摄影。我们问起，他却说，那不是出于什么爱好，而是排解烦恼的方式。

当了省长后，权力大了，烦恼也大了，而且有许多无法倾诉的烦恼。家里不能说，单位也不能说。于是，他带着相机往山里跑。他拍黄山，拍云雾，拍那些“越到大自然界中去，就越能感到心胸开阔”的瞬间。

他镜头里的黄山，纯粹，彻底，唯美。我想，那大概是他一生里少有的、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的时刻。

2015年接受采访时，他肯定我们做口述历史的意义，希望历史能够推动现实、指导未来。他也提醒我们，记录历史要尊重真实，不能根据需要改来改去。

如今，写下对他的追念，这句话也在提醒我。我们应当留下一个具体的邵奇惠：有本领，有操守，有坚持，也有未能完成的事情和无处诉说的烦恼。他经历过的曲折、作出过的选择，都应当保有它们原来的分量。

他的一生已经结束。那些由他做过、说过、推动过的事情，还会留在后来者的工作里。

我仍然遗憾，没有来得及再去看他。

愿您安息。

附：邵奇惠口述历史：《机械老人》

1.从年少得志到阶下囚，他如何这么淡定|邵奇惠口述历史（上）

2.从阶下囚到数控专家，他如何做到 | 邵奇惠口述历史（中）

3.从市里到省里再到部里，不尽烦恼向谁诉 | 邵奇惠口述历史（下）